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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可以跟帝国主义分子见面，可以跟战争分子见面，却不可以跟一个地主见面，而且他还是我表弟！”

1959年冬天，陈毅拍了桌子。

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他们从没见过这位温文尔雅的外交部长发这么大脾气。

1959年11月，陈毅回到四川乐至老家。按照家乡风俗，离乡的游子回来，要给亲友们准备用红纸封好的糖果费，就是图个喜庆。

陈毅早早就准备好了，挨个发下去，发着发着发现少了一个人：表弟唐联升。

亲戚们都说他“外出未归”，陈毅也就没多问，把那份先收了起来。

后来到了成都，他遇到在乐至当副县长的弟弟陈季让，随口问起唐联升。这一问才知道，唐联升根本没外出，他是被当作地主分子关起来了。

下面的人研究之后决定，不能让他跟副总理见面。

陈毅当场就火了。他拍了桌子，说了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：“我可以和帝国主义分子见面，可以同战争分子见面，却不可以同一个地主分子见面，而且他还是我的表弟！”

火发完了，他又坐下来跟弟弟讲道理：“我做了多年统战工作，如果连亲友的统战工作都做不好，还能做好全国全世界的统战工作吗？”

临走时，他把那个没送出去的红纸封托弟弟转交，捎了句话：让唐联升到北京来找他。后来两人真见了面。那个红包，唐联升家一直小心收着，当传家宝一样。

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？因为我觉得，它特别能说明陈毅这个人，硬的时候是真硬，软的时候也是真软。对原则问题寸步不让，但对具体的人，他保留着温度。

1959年那个冬天，四川的日子不好过。有的地方小春几乎颗粒无收，大春减产五六成，人均口粮不足一百斤，公共食堂顿顿是野菜青水汤。像平昌县驷马公社，1959年水肿病人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以上。

陈毅在路上看到的那些浮肿的面孔，只是成千上万当中的一个。

11月初，省里正在开粮食调度会，陈毅在会场外跟几个农业专家聊救灾的事，聊着聊着忽然说：“先回乐至看看。”谁也没料到这个临时决定。

车一进乐至地界，路就坑坑洼洼的。村口的黑板报上写着“吃饭不要钱”，但底下有人偷偷把“不要”两个字擦淡了。陈毅站在车旁多看了几秒，没吭声。

到了公社正好赶上午饭，男女老少排队端碗，锅里是红苕稀粥，上面飘着星星点点的菜叶子。陈毅下车，随手接过木勺舀了一口，眉头皱了一下，把勺子递还给炊事员，说了三个字：“淡得很。”

这三个字，比写十页报告都管用。

然后公社干部来催他吃饭了。陈毅摆摆手，说了句话，把在场所有人都说懵了。

他说：“我不当'饮食菩萨'。”

啥叫“饮食菩萨”？就是那种坐在神龛上光受香火不办实事、等人供着吃的泥胎。陈毅把话挑明了：我不是回来吃吃喝喝的，是回来替中央听真话的，给党中央当个“报耳神”。

说完这话，他没等干部们回过味儿来，就往外走了。

下午他坚持要下田。泥地是湿的，鞋踩下去就陷进去。

他跟农户并排薅草，一边干活一边聊。有人跟他汇报说亩产多少多少，他把那些数字记在本子上。后来有人问他记什么，他说：“记账，本子不会说谎。”

乐至这地方，土质本来就薄。可那几年浮夸风刮得厉害，一个土质瘠薄的丘陵县硬是被“吹”成了全省的“红旗”。

陈毅走到一个叫“高产卫星坡”的地方，看了半天，说了句大实话：“高产地占不到整个公社土地的五分之一吧！你们把全部人力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但意思谁都懂。

路过一座刚修好的石桥时，乡亲们热情得很，说要把这桥叫“将军桥”或者“元帅桥”。陈毅摆摆手：“我陈毅算老几哦？劳动人民最光荣，我看就叫劳动桥吧。”

后来，这座桥真的叫了劳动桥。再后来，连公社的名字都改成了“劳动公社”。如今乐至县有个劳动镇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
陈毅的意思很明白：功劳是大家的，别往我一个人身上贴金。

回乡那几天，他还去看了个特殊的地方，红旗丝厂。

说起来，这家厂跟陈毅有点渊源。乐至有种桑养蚕的老传统，从隋唐就有了。但以前就是卖原料，不加工。1955年县里号召大力发展蚕桑，种桑养蚕的风气一下子就起来了。

后来想办个丝厂，可乐至缺水，只有中天镇那边有条阳化河。那地方偏僻得很，啥配套都没有。多亏了陈毅亲自关怀，硬是把在偏僻之地办丝厂的计划列成了国家新建项目。

1958年8月，红旗丝厂破土动工，成了乐至第一家现代工业企业。陈毅当年说，希望家乡能有一家“冒烟”的企业，这话真办成了。

1959年陈毅去丝厂视察，跟职工们合了张影。照片上他站在第一排，穿着普通，像个下乡的干部。

90岁的吴镇国老人至今还留着这张照片，放在相册第一页。他说：“没有陈毅元帅，就没有红旗丝厂。”

晚上回到老屋，亲戚们围了一圈。幺叔陈昌信搓着手开了口，这个幺叔，小时候没少照应他。

“娃啊，你现在出息了，给叔整个城镇户口，再到县城机关找个杂工做做……”

陈毅摇头：“这不好，别人会骂我的。您老人家千万要谅解我啊！”

屋里一下子就安静了。幺叔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直系长辈，这话说得够重了。但陈毅没让场面冷下来，他又笑着补了一句：“你现在在公社吆鸭子，吆鸭也是好工作嘛！我倒要赠诗一首，给你做个纪念。”

他当场念了几句：“暮年当了鸭司令，为国为民表寸心。踏遍故里山和水，长竿一根系千斤。”

你品品这个处理方式，该堵死的门堵死，该给的面子给足。幺叔后来没再提这事，在村里养了一辈子鸭子。

旁边还有陈家晚辈想开口，陈毅把话彻底说透：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，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，没有半点谋私利的权力。”

这话不是临时说的。1950年他当上海市长的时候，父母从四川老家来看他。他高兴归高兴，但有些话得说在前头。他开了个家庭会，跟父母“约法三章”：不得随意动用公车，不要借用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，没有特别的事不要外出。

后来父母要回四川，他又加了几条：直接送到妹妹家别惊动省委，找普通民房住别向机关要房子，安家的事自己解决。

老两口回成都后在兴隆巷租了两间私房，街坊邻居都以为是普通退休老人，压根不知道那是元帅的爹妈。

有人说陈毅不近人情。但你想过没有，他今天给幺叔办个户口，明天表弟来找个工作，后天全村都来求他办事。这个口子一开，还关得上吗？

陈毅心里太清楚了。

从7岁离开乐至到1959年回乡，三十六年间他只回过两次家。一次是1922年留学回来，那时候陈家已经家道中落，他住在陈氏宗祠里，还给乡亲们改装了一台水力轧花机。第二次就是1959年这次。

那几天留下的东西不多，一座桥、一首诗、一个没送出去的红包，还有那句“不当饮食菩萨”的实在话。

那顿没摆成的酒席，没人拍照，没人写文章。幺叔留在村里养鸭子。劳动桥还在，桥头没碑。

可有些东西，比碑上的字结实多了。